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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记忆④│我的母亲
  我的母亲名叫肖志平,寓意志向和平,1951年5月20日出生于湖南宁乡,从小跟随外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从湖南到福建,从福建到山东,又从山东辗转来到宜昌,终于在这里扎根落户,结婚生子,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“葛洲坝人”。

母亲
  生长在红色年代的母亲像很多同龄人一样积极争取进步,热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。她总说自己的一生很平凡,没什么好说的。拗不过女儿再三央求,她也打开了话匣子。
  初到“三三零”
  1970年毛主席在视察三峡时提出“赞成兴建此坝”,外公作为一名资深的水电建设工作者,被调动至三三零工程局,19岁的母亲也随着父母弟妹一起搬迁至宜昌。初到营地,放眼望去,满目都是藕塘、菜地,还有坟地,住的是芦席搭起来的棚屋。“我记得很清楚,葛洲坝工程是1970年12月30日开工的,我被分在六团五连精工车间,做的是钳工工种。每天早晨喇叭一响,大家就出发开始工作。白天在车间干活,晚上去大坝参加基坑开挖。”母亲回忆起以前,眼神里充满活力和光亮,“干了一天活儿,晚上再去挖基坑,我们一边挑着沙石料的扁担箩筐,一边打着快板唱着歌‘加油干呐,嘿嗦嘿嗦,努把力呀,嘿嗦嘿嗦’……”

 母亲(右二)与工友在一起
  积极乐观的母亲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到饭点,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看到送餐的解放牌汽车,都情绪高昂的拿着饭碗在后面追的场景。“那时候,从不觉得苦,不知道什么是苦。” 说到这里,母亲还特意叮嘱我要讲奉献、懂感恩和付出。她说:“我们那时候干活都是随叫随到的,组织让我们干什么,我们就干什么,哪里需要我们,我们就去哪里,你是在葛洲坝长大的孩子,要把我们老一辈的这些传统继承下去、发扬下去,千万不能学偷懒、怕苦、讲条件这些坏习惯。”
  “精细化,我们早就有啦!”
  母亲所在的车间是精加工车间,车、钳、磨、洗、刨这五道工序,她做的是最难的“钳工”。这项工作对精度要求高,而且全部都是手工活儿。“当时我们加工制作的零部件,特别是对于精准度要求特别高的,比如轴承位,误差已经缩小到零点几微米了。”母亲说起来满脸都是骄傲,并得意地问我,“微米是什么概念,你懂吧?一微米等于1000毫米!精细化工作不是现在才有的,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精细化作业了!”。

 母亲(中)与同事
  母亲生我时,已年过四十,她年轻时的经历鲜与我提起。我竟是第一次知道,那一双抚育我长大的温暖的手,竟可以做得这些营生,也深深地慨叹,原来过去并不似我们想象得那么落后。
  说起他们的精细化工作,母亲兴致来了,饶有兴趣地给我介绍起她考一级工的经历来。一级工并不是最高等级而仅仅是正式工的入门级别,是从学徒工转正的第一个门槛。考试当天,每人发一块直径25mm的铁棒,要独立完成锯、锉、磨、打孔、开槽等一系列工序,将它变成一个优质的机械零件。考试从早晨7:30开始,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才算勉强结束。“钳工考试的除了考验手艺,还要细心、有耐性,并且对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”,母亲娓娓道来,“每一道工序都有规范的做法,比如锯的时候,双臂要有力,腿与身体呈弓字形。就那一个姿势要坚持好长时间,身体不行的,也扛不住。”那次考试的评委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八级钳工老师傅,他对工作细节要求极高,母亲和同事们不吃不喝五六个小时坚持下来,最高分也只有70来分,母亲就是有幸通过考试的一员。
  1974,双喜临门的一年
  母亲对待工作一直是干劲十足、热情高涨,由于表现优异,母亲被推选为第一批共青团员,1971年又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。担任团支书的日子里,她带领全车间广大青年团员,拼搏在生产第一线,年年被评选为先进生产工作者。所有的汗水都会开出鲜艳的花朵,母亲说1974年是她的幸运年,那一年,她是“双喜临门”。
  1974年7月1日,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对于一向追求上进的她来说,当时的心情或许我并不能揣摩,虽然我也是一名“老党员”了,但我自知,我们的党性觉悟远没有上一代来的至真至纯。
  那一年高考还没有恢复,但是党和国家已越来越重视教育,葛洲坝推选了一批优秀青年送往工农兵大学接受教育。因为表现出色,母亲从100多人的车间脱颖而出,获得了脱产学习的机会,被推选至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建机74班就读。虽然已时隔近五十年,母亲对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。来自五湖四海的三十个人聚成了这个班级,三十个人里只有5个女同志,其他都是男同志。
  “刚去的时候什么都听不懂”,母亲说她读初中的时候没有条件安心读书,所以文化底子很差,“高等数学、微积分、解析几何、理论力学、材料力学,这都是我们的必修课,理解不了,没办法,只能死记硬背。”凭着一股认真好学的劲儿,母亲还当上了理论力学的课代表,她的机械制图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。
  毕业后,有新的工作机会等着她,“我一点儿都没有犹豫过,肯定是回葛洲坝干呀,如果没有葛洲坝,就没有我读书进修的机会,葛洲坝培养了我,我当然要继续建设葛洲坝!”说起当时的决定,母亲的语气坚定有力。
  母亲一直在葛洲坝工作到2006年退休,虽没什么大成就,但她深知,每一个了不起的大机器,都需要千千万万颗螺丝钉。她说:“我就是那颗螺丝钉,年轻时,发过光、发过热,现在,含饴弄孙、安享晚年,足矣!”现在,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带儿子在三江边上散步的时候,我就告诉他们,“看,那里就是外公、外婆他们建起来的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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